作为《印度古代语言》卷的责任编委，似乎应在《季羡林文集》（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之际对读者有些交代。
《印度古代语言》卷中收集了季羡林先生早期的学术论文，特别是几篇用德文写下的论文，代表了他早期的学术水平，体现了他的本行，他本来希望从事研究的领域，其中一篇德文的标题为“〈大事〉偈陀部分的动词变位”是先生在德国留学期间完成的博士论文。
读过先生所著《留德十年》一书的读者大约都知道，先生留学来到德国美丽的大学哥廷根最终选择了学习梵文。19世纪是德国以至欧洲研究古典梵文以及印度学最辉煌、最多产的时期，这一时期产生了几部由欧洲人编写的优秀的梵语文法书，几部优秀的用欧洲语言解释的梵语辞典。这些语法书和辞典至今还是所有梵文学者案头必备的书籍。
德国大学对博士论文要求十分严格，如果遇到一个严格的老师，那更是严上加严，雪上加霜。季先生是瓦尔德施密特教授指导的第一位博士生，自然期待也高。博士论文的关键是“必须有新的东西”。（见《季羡林文集》第2卷，第462页）所谓新的东西，不是凭空杜撰的奇思妙想，而是必须科学地总结出前人未能总结出的规律，解决前人未能解决的问题。回到季羡林先生的所处的学术氛围之中，也就是说，他的博士论文必须解决那些灿如星光的学者们未曾解决的问题，进入那些名声极高的学者们未曾进入的领域。对他的博士论文进行评判的绝不仅仅是几个学识渊博的知名教授，他们代表了梵学研究的最高水平。
当年年轻的博士在写作论文时心中与之交流的对象正是这样一群教授们。交流的对象决定写作的起点，因此，他的论文之中没有长篇大论的背景，没有点缀修饰的辞藻，没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一方面，人们读到，论文经过寥寥数语介绍其他学者就问题的思考，摆出争论的关键，以及本论文希望解决的问题，然后直接进入其独特的研究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作者没有放过任何一个考察对象。经过几番摆事实，几番讲道理，论文的作者一路走来，用一根线将散落的珍珠一个个穿起来，最后加上结论之扣，复以寥寥数语呼应开篇时摆出的问题，至此，论文完成如论文的题目所示，先生探讨的领域是“〈大事〉偈陀部分的动词变位”。《大事》是一部用混合梵语传下来的大众部律藏佛典，其中的语言现象比较独特。
1941年初，先生完成博士学位所需的种种考试，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博士学位。因为战争，他无法回到自己的家与国，继而留在哥廷根边教学边进行研究工作。《印度古代语言》卷中收集的几篇以德语写作的论文都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后来，季羡林先生回到祖国，告别了那片与他相伴十年的梵学星空。和所有非常爱国的知识分子一样，他以满腔热情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他是北京大学东方学系的缔造者，积极地倡导开展对东方的科学研究。他勉励学生努力学好东方各国的语言，一再强调只有学通了其语言，才能谈到对另一个国家、另一个民族文化的研究。他从事中印文化比较的研究；从事比较文学的研究；从事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翻译了德语的、俄语的和梵文的作品；他从事文化史的研究，以80多岁的高龄完成了《糖史》的写作；他以高龄重新拾掇旧山河，完成了对新疆发现的吐火罗语残卷的研究，以英文发表的学术著作在德国出版，为国际吐火罗语的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三十多年以后，季羡林先生重返哥廷根，见到了他的老师，瓦尔德施密特先生，季先生将他翻译的《罗摩衍那》送给自己的老师。这部由季先生独立完成翻译的印度古代两大史诗之一，在我看来就像修建万里长城一样艰辛和伟大，因为根据我的经验，翻译一本梵文著作所花费的时间相当于翻译十本同样多现代语言的著作。但是先生的老师不满意，因为先生没有继续从事佛教混合梵语的研究，因为先生本来可以像那些最著名的德国梵文学者一样，写出一部东方学者案头必备的佛教混合梵语语法书。其中的遗憾真如一江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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